陈文玲：十三五要克服“五个约束”实现“四个中高”

 光明网讯 由中央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指导、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光明网共同主办的“十三五开局之年新常态新机遇”研讨会20日在京召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等经济学家出席会议，就“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起点、新机遇、新挑战等发表见解、给出建议，并对近期经济政策中的高频词“供给侧改革”做出深度解析。

图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会上发言。光明网记者 孙佳涵摄

陈文玲表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将面临五个方面的约束强化：劳动力约束、资源环境约束、结构性矛盾约束、社会治理约束、制度供给约束，同时拥有市场红利、城市化红利、人力资本红利、战略红利、制度创新红利等新的红利，必须切实防止经济失速性下行、突发性风险、外部环境对抗性博弈、战略性失误等风险，实现“四个中高”，即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中高端水平、中高收入水平以及中高人力资本贡献。

以下为陈文玲的发言速记：

陈文玲：谢谢，刚才贾所长、胡鞍钢教授，因为胡鞍钢教授也是第一批儒家高端智库的灵魂人物，所以他们两个讲的都非常好，我也很受启发。

我觉得十二五时期，是我们国家在若干个五年计划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五年计划，因为是中国共产党两个一百年，这是第一个一百年能不能如期实现，因此十三五期间是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五年，也是我们党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第一个一百年能不能实现的关键五年，我觉得也是决定了中国在新常态下能不能寻找到新动力，产生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在新常态下创造经济发展新奇迹的关键的五年，这五年我觉得有几个大的判断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因为我们国际中心去年接受总裁办委托的课题，就是新常态理论的研究，这个研究也得到了仲裁办的高度评价，给我们中心来了信。

nba直播极速体育直播 我们有几个大的判断在这五年，第一个这五年应该说有这么几个没有变，当然中央文件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把它概括起来，认为第一个是我们长期处以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这还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第二个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第三就是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际地位没变。如果说第四个没有变的话就是我们国家处于持续的、快速增长期，经济长周期没有变，这些没有变的，实际上是我们认识新常态一个大的背景，也就是说一个大的前提，所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是经济下行，而是意味着中国在总量做大了以后，我们现在的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发展规模，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做的更好，我们的经济发展怎么能够更加可持续，而且我们发展质量能更高，而且从我们国家从总体上看，能从一个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而且我们迈向经济强国的同时能迈向文化的强国、外交的强国、军事的强国，实现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的我们致力于世界民族制度，我认为这个对于十三五时期，新常态下我们这些判断是必须清醒的，所以对于我们习主席所提出来的，我们中国的这个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确实要有高度的自信，信心现在是非常一样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站在经济学界也好，有些政府也好，包括党的理论工作者也好，现在似乎有点混乱，其实习主席早就说要打破危机TP论，我们提出关于GDP的，也是中心最早提的2013年提出来的，而且当时我们主张的不要再谈TPP，而且我们现在确定了2025年的目标，所以回过头来要看TPP，按照总的目标要倒退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增长是一个底线，在这个底线的前提下我觉得是在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高速的情况下，实现动能的根本转换，体制机制的根本转换，新旧规则的根本转换，然后使世界上南北阵营能发生更大的转换。新经济体，因为是从2011年开始，超过发达经济体，占到世界经济总量50%以上，现在这个趋势我认为随着中国领头羊的板块，对世界经济增量的影响，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因为习主席前一段时间在一个讲话里提出来，从2008年到目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量总的贡献是50%，2014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量才达到30%，我看具体数字是29点多，但是私四舍五入应该是30%，所以我想随着中国按照十三五不低于5%的话，我们算一下帐，到那个时候美国按300%算帐，那天我让算了一下帐是72.68，这个最低的底线算，我们要按未来在延长点时间呢，按十年呢，所以那天我看教授也是这个观点，我想中国在世界上的取舍，中国的进退，中国的兴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都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所以这就要求，就是我们在研究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的时候要有战略思维，要对这些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全局性、长远性、宏观性、前瞻性、客观性和政策性的这些研究和设计，提高当领导经济工作能力，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保证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沉浸，继续从人类的边缘重新向人民中心的突进，中国的未来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他不仅将重新改写世界已有的历史格局，也将为全世界赢得新的发展机遇。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大的十三五时期，有一个大的判断，或者是我们也应该有几个十三五时期大的经营背景。十三五时期我觉得有五个方面的约束可能会强化，会增加我们的经济增长的难度，五个方面，主要第一就是劳动力约束强化，就是我们15岁到60岁的劳动人口是递减的，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课题，是让我们把递减的数，每年递减了多少，到2020年递减五百多万，2030年递减800多万，这个数字做了一些量化的分析，他们也是和清华大学教授合作做了这个课题研究，劳动力的约束在强化，而且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刚才谁说的实际上老龄化就包括60岁以后的，65岁以后的80岁以后的高龄人群。我们做的预测到2030年65岁以后的可能会超过20%，60岁以上的会超过30%，13亿人口有5亿人是60岁以上的，这样就导致我们社会缺少活力经济缺少动力。国外经济学家做出预测，说未来30年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家是印度，他是根据印度的平均年龄来计算，而中国是迅速老龄化，两个大的板块是现在年轻人占主体，一个就是印度一个就是非洲，所以全世界现在实际上非常看好印度非常看好非洲这两大板块，我们的劳动力约束这个强化这是对我们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研究老年人问题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出来，老龄化不要把他完全变成老有所养，把这些人养起来，实际上要挖掘老年人的红利，老年人的人口红利，老年人应该分若干个群体，什么样的群体在他的老龄化能够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这个红利不亚于年轻人。

第二个约束就是资源环境约束，资源环境约束我觉得是个硬约束，刚才胡教授讲，像雾霾开战，北京说要出重拳治理雾霾，重拳那么重，雾霾在哪你根本抓不住打不着，王市长说解决不了问题提头来见，头也没下来，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是硬约束，他不是靠人的意志短期能解决的，他必须要有整体的谋划，持续不懈，而且会在某些方面的治理成本会高于我们的发展收益。你比如水的污染，水的污染我们70%的湖泊被污染了，90%流经城市的河流被污染，80%的净海被污染，我们这种治理污染的成本很大，而且像湘江、淮河，尤其是像湘江，他是重金属污染，水的重金属污染，这种污染转换到种植大米，我前几年做中部调研的时候我就感觉惊心动魄，这个地方的大米政府是不收购的，国家不收购的，然后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种完还吃，吃完了癌症村出现，他确实形成了恶化的生态链，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生态环境的约束强化，他是一个硬措施，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难度。雾霾曾经最多的时候我们覆盖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所以韩国都说雾霾是我们这儿引进的，从中国吹过去的，其实也不排除。我做过香港问题调研，在香港空气恶化，香港人认为，中国香港认为是广东过去的，其实也是，最早提出雾霾的实际上是在广东在香港，那是在差不多20您前就提出来了，珠三角发展的时候，做那个报告，因为是他们政府邀请的，我是讲外贸，还有环保总局的局长，就讲生态环境，当时就讲整个大珠三角地区的雾霾污染，我认为这个约束是强化了。

第三个约束就是说我们的结构性矛盾的约束是强化的，现在我认为结构性矛盾没有缓解，如果说有一些矛盾缓解了，那另外一些矛盾又产生了，你比如说在制造业中，消费品工业和重化工的比例，现在又出现十条，在计算机房初期重化工占了60%多，我们消费品工业不足，认识这是产业的结构性矛盾，所以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从消费品工业开始，满足消费品的供给开始的，我们的加工贸易从服装、鞋帽、箱包开始的，现在又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而且重化工比重已经超过71%，我们消费品工业不足30%，29%，所以我们在珠三角改革规划三年，进行国家战略检查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说我们现在实际上必须正视的是这个结构性矛盾，这是当前产业结构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假如说我们把服装、鞋帽、箱包、家具、玩具，我们日常用的吃穿用的消费品我们都转移掉，我们都升级，所谓的产业升级都升级成重化工了，我们老百姓将来连吃穿用都依赖国外的话那么我们的风险是巨大的，就跟粮食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些在结构性的矛盾他的约束加剧了，而且这种结构调整比原来的那种结构调整我觉得困难还大，因为你这已经形成产业链了，过去是一个单个儿的工厂，现在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这些链状的产业形成了，你出去产业调整你要整个产业链要进行转移，所以这种难度是加大的。再比如说贫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加大了，再比如说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矛盾也加大了，为什么现在提供给侧改革，就是因为我们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不相匹配，我们既不能满足近期的消费需求，也就是现在现实的这种购买力的需求，比如说马桶盖等等等等、奶粉这种消费需求，我们也不能挖掘潜在的消费需求，更不能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和供给侧的变革，比如我提供新的产品来引导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如果这三个方面都达不到，所以我们才反过头来强调供给侧改革，我觉得供给侧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供给侧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矛盾还没有解决，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和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我认为你要真的要从理论上来认识他都能归纳到这些基础理论上，所以我们现在就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在加剧，包括城乡的矛盾，包括区域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是增加公共支出，增加供给，另一方面这些是要有过程的，另一方面他的其他问题还在产生。

第四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治理的约束强化，社会治理的能力和社会组织的变革，社会人的流动严重的不适应社会治理能力，而且和现在这种网络化的社会，社区化的还有移动终端的这些个性化服务需求，他对社会产生的巨大诉求严重不相适应，所以这个约束我认为也是强化，尽管都是软的，但是他都会对社会，他会在社会的治理上面，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治理能力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

第五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制度供给的约束在强化，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制度设计，尤其是推动经济增长，引进来，对外开放，实际上整个的一套政策设计、制度设计都是在中国极贫极弱和封闭半封闭的情况下形成的，我们逐渐打开门，然后设计怎么引进来，然后设计我们的产品怎么走出去，而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要在全球配制资源，我们作为经济大国要迈向全球，我们的人民币要国际化，我们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要全球化，这种制度设计我认为还是空白，他还没有能跟的上我们国家战略的这种制度设计、政策设计，所以这种约束在强化，会导致我们的行动，我们政府的管理和国家的战略趋向会发生非常大的矛盾，所以我认为这五个方面的约束在强化。

在新常态下他会对很多理论提出挑战，因为我们这儿材料有，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留一份，但是这个材料是保密的，还没有发表，这里面我们理论的东西都有，就不再说了。

我想再说我们在新常态下，我觉得我们考虑的一些最体目标，总体目标是实现四个中高，这个跟中央国务院的提法有重叠的但也有不太一样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实现中高速增长，我觉得中高速增长我们认为在2020年以前，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十三五规划出台之前写的，说明我们写的是对的，2020年以前要保持7%，6.5到7%的增长，2020到2030年保持5至6区间的增长，我们认为只要5%以上应该就按照国际通行就应该算是中高速，2030年我觉得中国应该低于5%，那样中国就可以非常顺利的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就是我们要达到中高端的水平，要实现中高端水平，这一个是我们在产业结构上，要进一步优化。第二个是在制造业的水平上，要实现后工业化，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的阵营，我们在服务业方面占就业和GDP的比重应该超过50%，到2030年服务业占GDP比重应该超过60%，就业应该超过55%，这是在中高端上。我们在国际的产业链、价值链、收益连还有供应链、服务连这个位置上要上去，要在微笑曲线上基本上要上移到曲线的两段。

第三个应该是实现中高收入水平。按照现在来说，按国际上划分，我们应该已经是中高收入水平了，但是我们认为在到城乡居民收入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到2020年我们人均GDP会超过1.2万亿，会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但是我们如果从7061万贫困人口来说，兼顾到这些我们总体上还是中高端收入水平，到2020年，中国的细数应该下降到0.45以下，现在好像0.469，到2030年应该下降到0.35以下，我们的中产阶层的人口2020年应该是能够上升到40%以上，如果按照麦肯锡他的预测，到那时候是2025年是中产阶层的人口，到2030年我们预计中产阶级的人口应该达到60%左右。

第四个中高就是对GDP的贡献，应该是中高人力资本贡献成为最主要的贡献。所以过去20年，主要物质资本的贡献率比较高，后边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创新驱动，作为第一推动力，作为我们所有工作的核心地位，所以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贡献力将会大幅的提高。比如说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贡献率，2020年有可能达到60%，2030年有可能达到70%，当然这都是预测，不一定准确，但是我们认为这四个中高估计到2020年，就是决战十三五会在四个中高方面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我们十三五时期最大的红利是什么，我觉得要寻找新的红利，原来我们说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好像没了，但是还有，他这个资源环境的红利好像也很脆弱，但是新的资源还有，所以我们想我们在十三五期间可能我们有几个最大的红利，第一就是市场红利，我觉得在新常态下，中国不仅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商，最大的生产市场，而且这五年可以看的见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或者叫世界的超级市场，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因为那个时候中产阶层的人数，中国有可能占到16%左右，中产阶层占国内消费的比例会达到60%左右，中国的人均GDP会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所以中国居民的消费在GDP占比，有可能在45%到50%之间我只是说的居民消费，因为总消费还包括政府消费，所以我觉得中国可能在2020年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市场，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最大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机器人市场，现在就是机器人最大的消费市场，家用电器、手机、服饰、电影、安全设施、电子商务、跨境电商、医药等等这个市场，因为我们的人多，最大的消费人群，消费人群他进入中产阶层的人数极具增长，因此中国最大的红利有可能就是市场红利。

第二个红利，我觉得就是城市化的红利，我们现在城镇化的水平现在按照常住人口已经到了55%，最近中央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但是按照户籍人口还不到40%，要转移三个一亿人，首先要解决一个一亿人的话，按照社科院蓝皮书他的计算，就是城市每增加一个人，就是转移一个城市居民，需要10.4万的配套资金，因此按照我们三亿的话应该是30多万，三亿实际上还在继续转移，我觉得到2020年，我们城市化率可能到58%左右，2030年可能会到65%左右，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有一亿多人要转移到城市，就说未来城市按照这样的一种计算，我们会拉动消费需求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会到30万亿到40万亿，他是最大的投资需求，三大投资需求这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城市化的红利是不容忽视的，城市化首先是人口，其次就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地下管网的改造，包括城市的这种公共交通，也包括连接城市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机场网，港口网，这些新网络体系，我觉得我们中国城市将迎来一个城市升级的一个大的时代，他不是简单的城市化，而是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原来的城市可能是城市圈、城市带、城市群，我认为未来的城市会是城市群众，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有高铁网，他把空间距离、时间距离都改变了，二有互联网，他通过信息联通，他把城市和乡村打开了，将来我们通过市场的网络，店铺网，还有网上的交易，会使这个市场凡在，会降低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他也会使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因此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未来可能会更快的出现城乡之间的对等。我到湖北去看了一个村庄，他叫村庄实际上我看应该叫村落，他完全是间歇如旧的一个村庄，小桥流水人家，没有夕阳西下，但是每一户里边都是绿树成荫，建筑都是在统一规划下由住户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现在很多城里做房地产的老板已经回到老家置业，把他在城里赚的钱投到农村，把他在城里放不下的收藏品拿回老家，这种城乡对流已经开始，所以我想今后再加上将来农村的土地流转，我想城乡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城乡之间的这种要素流动会加快，特别是人的对流会加快，这样的话我认为将来出现城市群落，那就是国际化大城市，或者是国家中间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微型城市、乡村，乡间的，动静相移的，新的一种城乡之间的组合，城市之间的组合，所以我认为在十三五期间，这个城市化还会产生巨大的红利。

第三，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本的红利，人力资本的红利刚才我已经谈到了，实际上是包括我们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种创新、创意、创造他产生的人力资本的红利，包括我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制度的改革，他会释放人力资本，包括我们对教育的投入，对于维护人力资本健康的医疗卫生的投入，都会使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也包括我们未来对老年人的人口红利的重视，我们实际上是释放了一个除了这个婴儿生长期，是全年龄段的，也就是刚才胡老师说的整个人的生命周期的人口红利，而不是原来意义上以体力劳动支付为主的这种人口红利，我们将来可能释放的是以智利型、创意型、创造型、服务型，这样人的生命周期，劳动能力供给的这样一种新的人口红利，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认识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我想就是我们的战略红利，原来可能我们在2010年，当时理事长在做转变体制机制发展研究的改革，最近我们也准备出版了，现在出版社正在排版，当时第一条就是中国被提前大国化，但是我们战略理论不足，我们缺少对一个大国走向强国的战略授权，那是2010年，但是现在进行战略设计的人太多了，我觉得战略有点过剩了，但是我们主流的战略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我认为是清晰的，一带一路是统筹国内国外一个大的战略，长江经济带是统筹中东西，实现几个新的空间布局，京津冀一体化是通过一种合理的配制，形成世界级大城市群的战略。新三大战略，加上我们原来的四个主体功能区，加上我们原来板块的政策延续，我认为我们国家新的战略会产生巨大红利，这是区域战略，我们现在的国际战略，包括我们现在过去韬光养晦，现在我们主动提出中国方案、中国声音讲中国故事，原来羞羞答答不讲，中国没故事，然后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我们弃权不表态，中国没态度，我们现在实际上做一个性格鲜明的大国，负责任的大国，主动参与、引导、设计中国与世界这样的大国，我觉得我们越走看的越清楚，而且这种战略的布局，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已经赢得主动，我看光明日报做的非常好的就是习主席这三年梳理的这些历程特别好，很多都是大的战略设计。我们原来在国际上不发声，现在2014年11月APEC个会议上，我们主动引领最后到21个国家签定协议，我们在东亚峰会上提出和安全观，我们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这都是很了不起的变化，这个将产生巨大的战略。而且习主席去年出访，去年是他执政以后17次大的出访，现在又到中东埃及这些国家，我觉得这些战略红利将是持续的，而且我们现在和一带一路的60多个国家，我们中心研究也提出来不局限于这60多个国家，你应该是个开放的平台，面向全球的平台，因此我们没有向国际社会公布是多少个国家，我们不规划其他国家，所以现在提出来战略对接和这些国家的规划对接，和这些国家的重大项目对接重大工程对接，现在这些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你比如说战略对接，哈萨克斯坦叫光明之路对接中国一带一路，蒙古草原之路对接一带一路，俄罗斯这几个国家提出来亚欧同盟对接一带一路，叫一带一盟，所以现在我们还跟德国签订了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共建协议，所以现在国家这个大的战略层面不仅是我们制订，而且我们在推动在实施在和相关国家对接方面取得了大的进展，这些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收获越来越多。

最后一个方面的红利，我认为我们还会有制度创新的红利，就是改革的红利，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红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形成我们科学技术在前沿的科学技术能力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还会产生巨大的红利。

最后一个我就想谈一下我们在十三五时期要防止四个方面的大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是要防止经济的失速性下行，就是他下行不可怕，我觉得可怕是失速，就是关闸门关不住了，这个是比较可怕的，我觉得保障经济平稳的发展，这个是经济不发生大的跌宕起伏不失速，中国就能稳步的实现原来我们说的这些既定的目标。

第二个我们要防止突发性的风险，这种突发性的风险这个对于中国的影响还是大的，你比如说像天津爆炸，相当于一颗原子弹，你比如说深圳塌陷了，这种突发性的风险，特别容易引发社会的振荡。再比如说股市，一下消失多少万亿，这种大的风险，我觉得除了这些风险以外，现在食品安全的风险，粮食的风险，债务的风险，我觉得这些风险我们曾经列举了十一种主要风险，现在这些大的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这个是需要的的。还有来自安全方面的风险，这都是特别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的，马上就会给社会产生连锁反应的，因为现在互联网，微信，微博都不行了，微信、朋友圈传播比光明日报快过了，光明日报也很伟大，也传播了很多，但是不如微信的圈传播的快，我觉得突发性的风险是第二个。

第三个要防止外部环境出现对抗性博弈，我觉得博弈不可怕，我觉得要保持在合作的状态。比如说美国是总体上的合作，但是有竞争有博弈，这个不可怕，有些矛盾可以有设计的去解决，主动的去解决，我认为最可怕的就是对抗性博弈，更可怕的是把对抗性博弈泛化，所以我看我们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思路是清晰的也是清醒的，就是在化干戈为玉帛方面其实做了很多智慧的事情，你比如说南海，其实南海这么多国家在那捣乱，但是我们只做不说，我们该建就建，你爱怎么声讨怎么声讨，我觉得这就是大国风范，大国不是说他一说我们就要回答，你美国什么时候回答过答记者问，将来中国也应该这样，我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做的有理，我觉得对抗性的博弈不能泛化，不能使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往好处变可以，但是往坏处变不太好。比方跟俄罗斯的关系，我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事就挺高的，但是你要是和巴基斯坦一样，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美国就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现在结对的72对伙伴关系，我看了外交部杂志上写的，我们现在是72对伙伴关系，其中有14种类型，14种类型是包括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就是全面战略和全天候有啥关系，但是全天候只有和巴基斯坦，我觉得可能是最好的关系就是全天候的合作伙伴关系，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合作伙伴，现在有72个，因为全球有197个国家，我们在商务部有212个对外的处，所以我们对外还可以和更多的国家结成合作伙伴关系，所以习主席到国外跟各个国家签署合作伙伴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要防止的。
       我觉得最要防止的就是第四个战略性事务，这个就需要发挥智库更大的作用，智库这次中央的文件里面，除了战略性、前瞻性，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性，储备性政策性这四性，其中有一个储备性，我觉得储备性的战略储备性的政策储备性的方案设计，这就应该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使我们这个国家在新常态下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间实现第一个一百年以后接着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到2049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一个人口最大的国家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这五年必须走好，既要看到我们的有利条件，看到我们的不利，看到我们的问题约束，又要防止出现几个大的风险。

说完了。

主持人：刚才陈文玲经济师讲述了国家经济中心。

陈文玲：我补充一下，对光明日报非常感谢，斯敏他们的文笔都特别好，给我们做了很多宣传，非常感谢。另外也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我跟他们联合主办这次论坛。